
从第一次来日照到今年春节再次回来也不过几个月,身份骤变,从一个旅游观光客变成了外地来的新媳妇,看这座城市的视角从路人充满新鲜感的观察转向一种亲人般满怀热情的探访。但实际上,我和丈夫今后工作和生活主要还是在北京。所以和他一样,说是成了日照的媳妇,其实每次节假日回来也只是短暂的停留,便又要匆匆返京。我们逐渐成为了“他乡的新移民,故乡的常旅客”。
一些二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降低落户门槛,吸引独角兽落户,有些城市甚至提出了“第二总部”的概念。更低的运营成本,更大的优惠力度,更彻底的政策扶持,都成为地方政府的卖点。在这场战役中,武汉、成都、厦门、长沙等二线城市的步子迈得最大。以武汉为例,2015年,武汉市东湖高新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互联网+办公室”;2019年1月,武汉第四届光谷“互联网+”创新发展论坛的主题就是“新物种与第二总部”。武汉光谷被视为未来可以和美国硅谷相媲美的产业高地。
“在现在这样一个比烂的环境下,因为疫情防控得力,中国经济基本面与政策可用空间的相对优势,确实给中国的权益、债券资产、内需决定的黑色商品抗跌以及人民币的强势提供了有利的支撑。短期,可能由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共振,流动性风险传导存有调整压力,中期仍可拥抱人民币资产。”李奇霖认为。
裴长江认为,2018年资管新规实施,从长期来看是一次重构资管行业的重要时期。资金池和刚性兑付退出舞台之后,需要寻找其它的产品和载体来承接。对私募基金来说应该是历史性的机遇。事实上,私募基金的发展已经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私募基金是国内外主体最活跃,涉猎最广,结构最灵活的机构。在过去短短几年里私募管理人已经从1348家增至8746家,产品从3000多支已经增加到36000多支,管理规模也从400多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已经成为A股规模第四大的投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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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待监管引导立法跟进“当前并没有真正意义以赚取客户咨询费为主的基金投顾平台出现,基金买方投顾市场还处在渐进发展的过程。未来形成规模化的市场,首先需要监管的推动,以及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出台指导;其次要有越来越多的投顾机构出现,才能带动和培育越来越多客户在资产配置意识上的觉醒,从而形成产业链模式。”盈米基金相关人士对北京商报记者坦言。